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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官家的制造局，在永乐年间，商业还没蓬勃兴起时，由于朝廷的大力扶持，加上永乐皇帝为人比较气派，规模倒也说得过去，可到了永乐后期，尤其是在洪熙年后，下西洋的取缔，使得这些只要制作出来就不愁没要人的制造局慢慢衰落，发展到如今，还不如一些民间的规模，不免让人好笑，不光光是丝织业，其他各行各业也比不上民间，如制瓷业，民窑这些民间个体户发展越来越快，许多规模，甚至产量都已超过了官家的所掌握的制造局，官窑了，如此种种之下，迅速让商业繁荣起来。
有些人甚至做过了统计，就以瓷器为例，在宣德五年，民间的制作的瓷器数量上，不仅多于官家的，就是质量上，以及产品畅销中外更是远远超过官窑除了瓷器上，在朝廷控制的采矿业，也有些了变化，虽说，明初，统治者不主张开矿，认为投入劳力多，产出矿银少，虽然订有矿税税额，但数额极少，人民负担较轻，如福建各地矿场岁课仅2670余两，浙江岁课为2800余两。永乐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矿冶，广泛组织开采，“税由此大兴矣”。永乐年间，明成祖虽也反对采矿，但矿禁已松，矿课逐渐增加，福建矿课岁额达32800余两，浙江达82070两，这一点绝对算是高了，可在宣德短短的几年，营矿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大矿业迅速蓬勃发展，由于数量上，质量上都过得去，所以销量一直很不错，许多民间矿业主，由最初的一个小作坊，短短几年的功夫，发展为拥有十几家的矿业作坊，难得是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让人羡慕。当然了，除了上述这些显著的变化外，还有不少，如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洪熙后，入贡国家日渐减少，朝贡贸易趋于衰微，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与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在开展贸易的压力下，经过激烈争论，如此一来，带动了其他产业不计其数了，如此巨大的利润，早就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因此近年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针对朝廷的调整商业税了。
要说大明的商人就是舒服，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就拿盐税来说，“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抗冶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贯，占据全部财政收入的56。5%”“到了中唐时期，榷盐利税占整个征赋的一半以上，《旧唐书&#8226；刘晏传》：‘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而盐利且过半。’可谓获取利润不少，这也是大唐能开创盛世的原因之一了。
唐朝饮茶尚非很普及，对茶叶征收的税率就已经相当高，一开始是10%，到后来增加百分之五十，再后来还实行了专卖“《新唐书&#8226；食货志》又记曰：‘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对于私商贩运茶叶，采取残酷的重罚，贩运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
如果把盐茶还有其他商税收入总和在一起，则在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当是远超过一半。
事实上，这还是常规的税收，如果算上其他临时征收的则就更多了，比如“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产税了”。这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在“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卢）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敕既下，京兆少尹韦祯督责颇峻，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榜，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又以僦柜纳质积钱货贮粟麦等，一切借四分之一”这样对商人的名为借取实为掠夺，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再看看赵宋一朝商业上税收了，“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仅仅“茶、盐酒等坑冶榷货”收入已经达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6％至多，而农业税在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少于20%，可以说大宋能延续三百年，商业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而到了大明一朝，昔日的商业竟让大明皇帝弃之不顾，即便是如此之低的商业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银子都落入了那些富户的的家中，可以说大宋，仅仅“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那就相当于在明代仅仅这三项收入就达到4752万两白银！！而实际上明代在这三项上的收入有多少呢？“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总而言之，同样的这三项，在明代的收入只有三百万两银子都不到！而要知道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宋朝，至于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然后宋朝政府从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商人拿去了，这其中的好处也不是没人看出来，甚至从永乐后，就有不少朝廷官员，遇见了这种局面，规范、增加商业税，壮大商业的呼声也不是没有，但商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多半都落入了豪门巨贾的手中，一旦提高势必影响他们的利益，这其中不少有朝廷的官员，可以说，在大明提高商业税无疑是朝天与不少官员在博弈，由于官员的数量庞大，加上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不少，一来二去，皇帝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让这些利益的代言人，在朝廷的实力越来越大，他们一代延续一代，久而久之，想要除掉这个大毒瘤，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次提出，朝廷之上反对的声音不少，不是祖宗的规矩不可破，便是‘与民争利’、‘祸国殃民‘。如此一来，加上民间的商业膨大，慢慢形成帮派，反对之声络绎不绝，如此一来，那些纵然有心帮助皇帝去做这件大事的人，最后也被各种帽子扣上了，纵然不能扣上，也相继被排挤而出，所以从永乐末年的增加商业税的呼声不少，却一直没有落实到实处，初年征收的停船税，据说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三杨出面，才确定了这个税收。
这次提出增加商业税收的呼声，从户部发出，这也难怪，大明就那么点银子，可国家这么大，需要的银子不少，这里打个仗，那里派兵、官员的俸禄、赈灾的银子，疏通黄河、京杭大运河，皇宫需要舔着什么东西，这都是一笔一笔的银子，单靠农业税根本不足应付不说，偏生满朝文武百官根本就不信，个个盯着那点入不敷出的银子，差点没让这个刚刚坐上尚书位置的郭大人给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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