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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利诵读完毕，细细体会了一番，拿起朱笔，在一两句上做出了修改，然后拿起玉玺盖上了皇帝印，丢给了当值的太监，送到内阁昭告天下。
要说百姓还着实好糊弄，得知皇帝下了罪己诏纷纷大赞皇帝英明，又不知从哪儿得知皇帝老人家为了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皇帝担心群臣消息有假，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要是不下雨，他要将绝食进行到底，这下百姓大为感动，纷纷表示拥护，便是朝堂之上的不少群臣也大赞皇帝文武之德，仅仅一天的功夫，民心空前凝固。
消息传来，黎利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本他对于皇帝下一个罪己诏的做法不以为然，只觉得不过是文人玩的鬼把戏而已，未必有效，如今看来效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短短一日的功夫，好消息一波接一波的传来，让他有了将这份罪己诏进行到底年头，今日的早朝之上，他满脸悲切的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阮阳等人在义安城募兵的奏请，决定“放弃此举，而下哀痛之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皇城募兵，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诏书传遍天下，文武百官百姓莫不是交口称赞。
见效果如此明显，让黎利对和谈之事信心大涨，当下让范文巧立即着手此事，范文巧也不含糊，当即派遣了使者赶往交州城与主帅杨峥商议和谈之事。
消息传来，杨大人立即召集众人商议，张本一听立即表示不同意，说朝廷委任他们此来是行一国两制，目的是将安南在一个大明的统治之下，如今一切局面都朝着有利的形势在发展，在囚徒困境日复一日的压迫之下，不断的有对方百姓，官员前来，黎利这个时候来求和，分明是不安好心，再者黎利此人反复无常，一旦今日答应了和谈，明日再反驳，不断是朝廷，还是百姓再一次面临苦不堪言的镜面，所以对于和谈，他坚决不答应。
而徐朗则认为黎利这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杨峥不要轻易的答应，即便是真的要和谈，也要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安南国的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安南国的钱财，最大限度的对黎利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
对于两人的意见，杨峥一直不置可否，只好问计与黄福。
黄福在安南多年，对安南多了几分亲切之意，认定在有利的形势下和谈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安南必须是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安南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大明可以给予一些文教方面的资助，但这些需要安南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
第二点则是国界的问题，大明有对哀牢、占人的宗主国的身份，同时交州等周边所在城池原封不动归大明所有，要说这个条件倒也不算太苛刻，以安南眼下的局面，一旦从大明给予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出这些钱绰绰有余，所以黎利也一定会答应。
黄福的建议却遭到了张翼、王通等一干武将的反对，王通认为黎利狡猾多变，此时和谈，摆明了是缓兵之计，一旦脱离困境，必会卷土重来，所以对于此等反复无常的小人，就应该是痛打落水狗，决不能给他喘气的机会，最好是立即发发兵进攻义安城。
有了种种意见，这份和谈自是没落到实质上，而这也是黎利范文巧二人愿意看到的结果，当使者返回，两人连夜有拟定了一份和谈的计划，想以此来打动杨峥。
第二次的和谈与先前相比，无论是进展上，还是在态度上，都比第一次要好了许多，这也是因为黎利给出的好处不少，一、大明与安南为兄弟之国，大明皇帝年幼，称黎利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二、以交州为国界，双方撤兵，大明除保有交州之外，还有给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六府为大明在安南疆土，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三、安南方每年向大明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进贡孔雀，蕉布，犀角，蚺蛇胆，鹦鹉，金，草豆{艹寇}，龙花蕊，翡毛，翠毛，鲛鱼皮，槟榔，黄屑，白露藓。至交州交割。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要说这个和谈黎利算是给足了成本，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根本就是黎利给大明下的套子，一旦大明同意了这份合约，大明就不得不退兵，那么黎利的困境就解除了，而在这之前，杨峥却已从对方的官员口中，黎利就在前几日已同意范文巧的建议，在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嘉兴直隶州、归化直隶州、广威直隶州等地秘密屯田，且种植荞麦，其用意不用说，都能看出一二，更别说今日一早，黎利下罪己诏，其心思如何，不言而喻了。
虽知对方求和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杨峥还是隆重接待了对方的使者，一时宴饮极欢，待对方使者送出交州城，依着军师徐朗的建议，命人立即把与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给隐藏在义安城的锦衣卫，按照杨峥交代，与第二日一早，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皇帝这是丧权辱国，为了配合对方的舆论，杨峥通过背叛而来的地方官员发送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一时黎利求和消息可谓是传遍安南每一个角落。
黎利甫听消息，大吃一惊，他着实没想到对方不但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还给出了如此致命的一击，将自己不顾脸面求和一事公布与天下，平日里多不说话的言官这会儿一个个却是精神百倍，他们引经据典将皇帝此举硬是骂成了丧权辱国之举，就差没骂皇帝是暴君商纣王了，气得黎利当天就病倒了，若非太医及时诊断，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果。
此举的结果着实有些出乎范文巧的意料之外，一来他没想到大明根本不给他们求和的机会，这么快就做出了反击，二来言官会有如此大的反应，阮卿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干脆把皇帝痛骂了一顿，骂了就骂人了，偏生人家还慷慨激昂了一番，却永远不说正题。
唯独几个有见识的才学之士才看出此举无奈与皇帝的卧薪尝胆，只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求和一事几彻底当做了罪不容诛的事情了，便是他这个发起人也被着实痛骂了一顿不说，还捎带了范家列祖列宗了，对此范文巧头疼不已，却又解释不得，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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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便委许彬以重任，“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但代笔“罪己诏”并不都像许彬那样受宠，惹来祸端的，张钧算一个。
据史书记载，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8226；周颂&#8226；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8226；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此后，罪己诏一直都被延续了下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二十五史，翻开二十五史，从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还是不少，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
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的总统令。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之所以频繁的下罪己诏，说到底是还是罪己诏的作用很明显，，它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为了获取一些人心，造成这种局面，都会玩这种文字，当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会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传唱千年，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让黎利用罪己诏，就是这个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诏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并不能挽救颓废的局势！
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