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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怪，从永乐年到如今差不多十几年了，言官也加入了不少能人，昔日的少年，也熬成了老臣，按说这个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怎么也出一两个精才艳艳的青年才俊，帮忙撑起场面，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没有，让人不免感叹人才太少。
这种失落感，让言官们，不由得怀念洪武时代。
那时，洪武爷以历史为鉴，确定言官制度，他们的春天的就到了，洪武爷重用言官，并且在言官的选拔与待遇上制定了完善的制度，由于言官的选拔是很严格的，他们的素质很高，从而称为明代官场上的一支特别的力量，满朝文武百官无人敢轻视。
那时候他们也的确厉害，上至皇上，下到百姓，他们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弹劾，却无人不服，那个时候也是人才辈出的时候，不说御史王朴、周观等人，最耀眼的当属快口御史”的韩宜可，此人在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寻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师。会赐诸司没官男女，宜可独不受。且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帝是其言。后坐事将刑，御谨身殿亲鞫之，获免。复疏，陈二十余事，皆报可。名声之响亮，可谓无人能比拟，让人好生羡慕，单说胡惟庸到也罢了，就是洪武爷也被他骂了好几回，这样的榜样，又怎么能不让人怀念呢，虽人人都以为韩御史为榜样，无奈有心无力，科道言官虽越来越多，终究是少了先辈的那点血性，最终泯然众人矣，这也是科道不昌盛的原因了，好在还有一个李时勉，不得已只好请这位老人家充充场面了，希望能凭着前辈的名声，一举震慑杨峥，免费口舌，那最好不过了。
只可惜算盘打得太好，未免太不现实，先是那帮翰林院的编修，庶吉士不知怎么了，从今日一早就开始上书言语言官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引经据典，把个科道骂得体无完肤，让这些自以为骂人为职业的言官都羞愧自如，尤其是那个曾鹤龄竟不顾体统，直接写几句“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前尘土面，如今使得碧纱笼”。这就是打言官的脸了，这可是一个有名的骂人典故了，说的是大唐乾元年间进士王播的故事，他年轻时家境贫寒，寄居在扬州一座寺院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科考，久而久之，庙里的和尚对这个终日闷头读书、不事生产只吃白食的人非常厌恶，有一天就想整他一下，由于寺院开饭是以敲钟为号，因此这一天和尚们故意吃过饭才敲钟，王播听到钟声来到饭堂，发现只剩下残羹剩饭，非常愤怒，但又对寄人篱下的现实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提笔在墙上写了两句诗抒发心情：“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阇黎是对和尚的一种称呼。
后来王播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并被派到扬州做官，他上任后又故地重游，来到当年寄居的这座寺院，此时看到的却只有和尚们的谄媚和逢迎，甚至当年落魄时写的两句诗也被和尚罩上了碧纱保护起来。王播非常感慨，就又提笔续了两句：“三十年前尘土面，如今使得碧纱笼。”算是彻彻底底的打了一回和尚的脸了。这本是个典故，可用在这儿就太明显了，人家分明就是来让他们难看的。
单说这个含蓄的骂人法，诸位科道同仁们还能镇定，可那马愉就太不地道了，这厮写诗词歌赋虽比不上曾鹤龄，但用隐喻骂人却是高人一等了，他也不知从哪儿想到了好一个的隐喻，竟将他们这帮饱读圣贤之书的言官，愣是隐喻成了一群疯狗，还是专门咬人的狗，具体来说，就是这群疯狗见不得有人过得好，更见不得人犯点小错误，一旦被他们发现，他们就充分发挥了疯狗的潜质，对着他们不满的人，或者在他们眼里，必须要撕咬的人汪汪大叫，叫得天下皆知，而被咬的人，不过是鸡毛蒜皮大点的小事，你发火吧有损形象，所以只能自己憋气。而叫唤过的狗就从此身价倍增，成为升官加爵的宠儿，他们常常以此为人生最大的得意之处，认为自己是一条忠诚的疯狗，直言犯谏，敢骂皇帝。貌似英勇无比，但细看看他们的骂人文章，却都在小问题上唧唧喳喳，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可皇帝顾全天下，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落下惩罚疯狗的罪名，所以上至皇上，下到黎明百姓，明明生气，还得忍着。可这些疯狗却以皇上怕了他们，天下的官儿、百姓怕了他们，他们开始肆无忌惮的四处撕咬人，早已忘记了他们本应该有的责任，一心想着名扬天下，名垂千古，只可惜骂人的疯狗不少，真正骂到流芳百世的，却也只有周观、韩大人这么几个人，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相似的言行，却有着本质上不同，说到底不过一只咬人的疯狗罢了！
这样隐喻的一番话儿，如眼力劲儿差了点，还以为人家在说狗呢，哪知道人家这是以狗来骂他们。
如今的言官虽说没有韩宜可，周观这样的大人物，但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自洪武就定下了规矩，“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能成为言官，足以证明其本身才学就是大明最为优秀的官员，不仅如此，他们的政治素养、德行品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身、言、书、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还是成绩最好的，足见他们自身的本事并不小，因此曾鹤龄的这番指桑骂槐、马愉的隐喻，他们还是能看得出来，听得明白的。但有些事情，看得太明白，听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就比如今日一早他们一个个气得面色铁青，大骂不止，就差没把翰林院那帮状元郎、庶吉士的祖宗问候几遍，有些气不过的言官，干脆就卷起了袖子，开始写起了文章来，放出话儿要狠狠将那帮天之骄子参上一本，好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尊老爱幼。
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应，且还是老把戏，以诗词歌赋，以典故、以隐喻骂人，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狠的，也不知是谁引用了大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为反击，这诗儿就太过隐喻了，那帮可怜的言官，也不知哪儿出了毛病，竟一时没反应过来，愣是把这两句诗词当做了赞美，大感得意，最后还是那帮庶吉士亲自解说了一番，这帮言官才算是回过味儿来，那一张张的老脸登时白一阵，青一阵。
要说这隐喻也太狠了，谁都知道大诗人杜牧好手笔，语言清丽，情韵绵长，风调悠扬，在艺术上别具一格，若没有真本事，未必能体会其中含义，这两句诗词，其中的典故与南北朝时期南梁朝武帝萧衍有关，他虽然于治国上颇有建树，但是也因酷爱佛教而受到后世非议，并被冠之以“和尚皇帝”的称号。他在位后期，居然上演了几次到寺中出家的闹剧，甚至要大臣们用钱来赎，前后花费了四亿钱之多，由此朝政也渐渐荒废。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时代，也是佛教大发展甚至是恶性发展时期，因此杜牧本人对佛教有一种厌恶情绪，使他对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颇有微词，因此在这首诗里，前两句描绘了江南风光，后两句话锋一转，表明上赞叹寺庙规模宏大，实际上暗讽了萧衍盲目崇信佛教的荒唐可笑。而庶吉士用这两句来骂言官，其寓意如何，不用多说，都在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