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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十五年的大明，到处都是鸡飞狗跳，朱由校调入关内的十几万中央军，配合着在地方上建立的武警、公安，到处收拾那些抗拒改革的地主、商人，不少地主豪强土皇帝的日子当习惯了，突然朝廷不再允许地方自治，一时半会还看不清楚形势，上串下跳的折腾得很，结果马上就被收拾了。
这场改革，是以行政改革为首，所有出自于经商家庭的官员一律清退，同时朝廷从中央空降一大批官员、公务员下来，然后再派出中央军使这批到任的改革官员拥有足够强硬的暴力机器。
到任后，又组织建设当地的武警、公安。
同时将各个地方部门建立起来，不再如同过去那样只有一个衙门，经过多年改革之后，改革后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有了十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哪里出了问题找哪个部门麻烦。
行政改革完成后，地方上的新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税收，改革之后没有什么免税特权一说了。收税前要做的就是登记工商、丈量田亩。
所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除了那些小摊贩之外，全都要到工商局登记注册，工商局发给营业执照，朱由校也下旨各地改革地区，工商局必须以最快效率给商人提供登记、注册，不能出现懒政现象。
经营规模达到一定规模的，则是必须成立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的工商从业者，必须依法纳税。一个是商品增值税，一个是消费税，还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奢侈品税等税种。
同时还有一个农业税，则是需要进行丈量田亩来清算。
加上丈量田亩，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作量，工商登记之后要到处催科收税，但是很多商人就是不交，其他商人一看别人都不交，他们也不交，收税的公务人员上门催也没用，商人都是拉着脸说没钱。
官府催上几次没用，只能使用暴力机器了，让公安、武警拿人，不是没钱么？到大牢里先待着。
还没钱？
那就抄家了，真要是没钱的话就把人放了。要是查抄出来的资产比征税的还要多，那就直接充公了。
一群商人被逮进大牢，很多都被吓尿了，连滚带爬的把税给交了。
那些商人倒是比较容易解决，都是一些生意人，没有什么群众基础，而且多数都是在城里，官府要拿人什么的也容易，随便出动暴力机器就能把他们吓尿，接下来就只能乖乖交税了。
更麻烦的实际上是丈量田亩和征收农业税。
丈量田亩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民间纠纷，过去很多农户为了逃避税负，将地契投效给了那些能够免税的举人、进士，不过那些地契都是白契，在官府是没有备案的玩意。
农业税改革之后，南方地区耕地面积少于30亩的农户是完全免税的，而北方则是50亩，东北气候寒冷的地区则是300亩。
在南方地区，即便是耕地达到300亩的地主，农业税也只有10%，朱由校对那些地主，实际上也是给活路的，特别是那些中小地主。以大明当前的农业生产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很多农用机械，但自动化农业机械还是没有的，所以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个人就能耕种上千亩土地的程度，所以朱由校制定的农业税正好把红线划在300亩这个界限，这就足够一些个人家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了，不会造成土地不够发挥一个人的劳动力的问题，甚至300亩土地在当前还是有些过多。
现在自耕农可以免税了，那些举人公们却没办法免税了，那些自耕农自然不愿意再投效，纠纷自然就出现了。
各地新政府一方面要解决这样的民间纠纷，一方面则是对农业税展开征收。
对于这些民间契约的纠纷，朝廷的政策出发点就是遏制土地兼并，所以那些没有在官府报备过的白契一律无效，土地判归自耕农。
所有土地在农业税改革后，都要重做地契。
土地面积都要丈量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新政府在丈量田亩上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工作量实在有点大，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天接一天的干，直到把活干完为止。
一些地主豪强为了抗税，阻挠田亩丈量，甚至打伤公务员。这简直就是在捅马蜂窝，官府直接把武警派去拿人，扣上一个暴力抗法的帽子直接丢进大牢，然后土地丈量继续展开。
这些地主豪强进了大牢，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敢做出暴力抗法的事儿，绝对不是良民，处理起来也很严厉，基本上都是没收土地、劳动改造。没收到的土地，则进行拍卖出售。
有些甚至是整个宗族进行暴力抗法，依托村落的防御工事抵抗武警，结果中央军把火炮拉来了，几炮下去就把土墙、寨门给轰开了，然后整个宗族都被逮进去了，全部进行劳动改造，普通的宗族成员劳改几个月放了，主谋则是继续劳改。
土地丈量和农业税的征收，都在武警、公安和中央军的配合下，强力的扫清了各种障碍，真可谓是民心似铁、官法如炉。
然而这次改革是深受普通百姓拥戴的，那些地主商人还有权贵们想要造反，显然缺乏群众基础，真正的民心还是站在朝廷这边的，那些试图反抗改革保住利益的群体，只是部分民心而已。
过程中一些行为恶劣的群体，也被地方政府报告朝廷，然后在秋后进行斩首示众。
一时间也是杀得人头滚滚，那些权贵和地主豪强，以及那些商人几乎被吓破胆。谁敢阻挡这次改革的滚滚大势，谁就要付出代价。
随着改革的进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听那些资本阶级走狗的文人忽悠了，因为朝廷改革之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减轻了大量的负担。
徭役不征了，自耕农免税了，同时盐税也减轻了。同时朝廷还搞了减息降租，土地佃租一律不得超过一成，而在民间借贷方面，规定月息不能超过8厘，过去签下的借贷契约一律整改，碰上不整改的可以到法院诉状。
改革之后则不允许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8厘的月息，否则一律视之为高利贷，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在改革之后日子都好过了许多。
而且每个施行改革的地区，法院都运转了起来，老百姓来诉讼也都认真对待，法政人员都是朝廷派来的，在制度监督之下也不敢玩收受贿赂，尽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能够及时的处理诉讼，也能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一时间也让老百姓拍手称快。
每个地方一改革，法院就是爆满。天天都有前来鸣冤的百姓，又撤出了一堆陈年旧案。
有些案件却是不好完全处理，因为牵扯到不少已经离任的官员，很多离任官员此前搞出了一大堆的冤假错案。
很多案件都报了上来，朱由校看到下面一大堆的奏折。
“那些陈年旧案，该翻案的翻案，至于那些办案的，先搁置一旁。”朱由校吩咐道。牵扯到的那些离任官员先不用去管，记录在案就行，等日后慢慢收拾。
这次改革，朝廷是摆出一副过往不究的态度，很多官员在任期间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整出来了，要是追究起来恐怕要牵扯出一大片人，到时候难免有一些狗急跳墙阻碍改革。
不过追究不追究，还不是朱由校一句话的事儿。
等完成了改革，再翻过来彻底清算一遍，到时候一个也别想跑。
天启十五年的改革，在朝廷的武力支持下，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地的改革持续的深化。
从朱由校掌控军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场改革必然会成功。
因为这场改革，是一场顺应民意的改革。而且军权、政权上的压制力，东林党已经被清洗出朝堂了，而东林党手上又没有军权。地方上的武装尽管可能有一些，但那些卫所早就烂掉了，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大明境内的民间财阀钱再多，也无法转变为军事实力。
此次改革，地方卫所一律裁撤，变成了武警、公安作为地方政府的武力支持，同时还有中央军配合，对那些阻挠改革的利益阶级势力进行武力镇压。
本质上这就是一场阶级战争，战争是没有心慈手软一说的。因此此次改革，朱由校和汉皇党对那些阻挠改革的群体，都是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
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响的阶级，这个时候就像是想要造反，也没有民意基础，顶多也就是蛊惑一小部分的老百姓，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支持改革已经是民心所向，反对改革的阶层更是无力回天。
而在北方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的地区，改革的成果已经出来了。
朝廷在各省都建立了完善的粮食保障制度，朝廷在各地的粮仓现在都是满的，在调节粮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上粮食价格低的时候买入拉高粮食价格，粮食价格高的时候放出粮食平抑粮价，让粮价始终保持平稳状态，避免谷贱伤农和粮食价格暴涨。
同时朝廷的那些粮仓，也确保朝廷可以对受灾地区的百姓展开赈济。
实际上此时甚至是不需要直接赈济粮食，老百姓也能在受灾的时候不被饿死，因为北方各个完成改革的省份，出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老百姓只要到工地上去做事，工钱都是比较高的，在粮价平稳的状态下，活下去毫无问题。
相当于如今老百姓要养活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依托土地，还有大量的务工机会。
朝廷在铁路、公路、水利上的建设投入，是一年一年的投入要高的。如今的大明，已经发展到了密集型劳动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业革命阶段。
在这个阶段，作为密集劳动产业的工业快速发展，同时政府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带动大量的就业。随着工人权益保障体系的出台，工人的权益也开始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
而在南方各省，改革刚刚开始，朝廷的粮食保障系统也正在建设，很快也就能够把这个系统普及开来，饥荒在未来的大明将成为历史名词。
这个粮食保障系统，是涵盖粮食产区、铁路、粮库的这么一个体系。大明此时的粮食生产基地，已经有东北、湖广、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河西走廊这几大产区，同时在中南半岛地区的粮食贸易，也正在逐年增长。
北方的这些粮食基地的铁路系统正在趋于完善，粮食产出之后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运往各地。
而湖广地区的这个传统的粮食产区，则是通过长江水运的方式，高效率的运往江南等地区。
南方各省的改革，这伴随着铁路的建设。
一大批的铁路工程已经确定了下来，正在进行勘探、施工。此时的大明，已经掀起了一股铁路修建热潮，并且从北方向南方持续蔓延。
当大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铁路网之后，粮食的调节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全国的粮食，将通过铁路网络进行大量的调运，哪里缺粮往哪里运，而且粮食产区分布各地，某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受灾，其他的粮食生产基地可能则是丰收。
而且随着水利设施方面的投入资金的不断增长，各个粮食产地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很多耕地因为水利设施的完善，已经能够做到旱涝保收。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大量的就业岗位，老百姓获得了大量非农业的就业岗位，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自然也就大大增强了。而这个动力的来源就是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又是通过征收各种税收来增加的。
朱由校作为皇帝，不仅仅要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不被权贵、资本阶级所掠夺，还要保障他们不会被天灾逼得活不下去。这是作为皇帝的一种基本责任，因为没有活路的老百姓，必然是会把朝廷给推翻的。
北方地区过去因为经济不发达，农业一旦受灾，老百姓的抗灾能力比较弱，所以也就容易出现农民起义，毕竟大家不活不下去了。而此时北方各省已经基本完成改革，朱由校已经不用再担心什么农民起义的问题了。
南方地区对天灾的抵抗能力要强上许多，最大的灾害基本上也就是两淮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朝廷此时也开始着手治理两淮地区的水患。
此前抄家发了一波横财，基本上都拿来建设各种民用基础设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