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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若在北天竺修建铁道，百里造价……三百万贯够吗？”
“不够。”
张德摇摇头，程处弼为什么这么问，他是知道的。“汉安线”是个模范工程，既显露了武汉的真正实力，也勾起了无数资金雄厚巨头的心。
只不过，想要修建铁路，绝非是凑点人头就能解决的。从论证开始到正式动工，就隔了一个“昆仑海”的距离。
仅从工人素质上来讲，虽说封建王朝的底层大多散漫无知，但因为文明成熟度的不同，皇唐天朝的刁民，也比“天竺地”的顺民好用。
究其原因，“天竺地”的贱民，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有没有产生“冒犯”。
这是枷锁，无形的，看不见的。
而在“天竺地”的不少地方，唐朝内部山头，还要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天竺奴”，这是两难的地方。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想要通过暴力手段，替代“天竺地”的代理人，那就是直接去做贱民的新主人。这并非不可行，但随之而来的，要么换一种体系，要么就是顺应旧时的天竺制度。
前者成本高昂，后者换汤不换药。
所以进行“天竺奴”贸易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贱民彻底转移出去，离开原先的土地之后，没有主人的贱民，就只能靠自己，或者抱团取暖。
当然唐人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高效的方式，那就是把“天竺地”的种族全部屠戮干净，进行彻底的种族灭绝。
贞观二十五年的唐朝暴力机器，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毫无意义。
“眼下修铁路无甚意思。”
张德对程处弼说道，“天竺诸地想要四方通衢，靡费不比中原要少。但彼处汉胡比例失衡，倘使要修建铁路，须三十年积累。”
“两代人？”
“两代人。”
不管是“减丁”还是“迁民”，本质都是为其服务的。
以往羁縻统治的原因，是受限于技术条件，而不是统治意愿。但随着路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加上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以及更加超前的管理手段，“羁縻统治”通常情况下，只有针对废到不能再废的地区，才会施行。
哪怕是剑南地区，随着龙昊、冉氏等等势力带来的另类产出，比如奢侈品，仅仅满足于“羁縻统治”，这不符合帝国上层建筑的需要。
在豪奢挥霍上面，谈什么满足个人需求都是假的。就好比，李皇帝只需要一条白老虎皮就够了，但他会嫌一百条白老虎皮太多吗？哪怕他拿白老虎皮用来擦鞋，那也是他的事情。
再比如一个新式庄园主，他明明给奴工一天多加一餐，也不会损失太多，但庄园主会介意自己多压榨几滴奴工的血汗吗？
一旦利润追求成了终极目标，那么其他的一切人性，都是为其服务的，都是要为其让步的。
“三十年积累，除了调整汉胡比例之外，一应技术上的人才，都要培养累积。一个合格的铁路劳工，培养起来也要一两年。但是，培养一个管理这些合格劳工的监工，则需要五年以上的新式教育。”
纯粹出卖劳力的劳工，只需要靠疯狂地扩大生育，就可以做到。
但是，管理这些劳工，让劳工不要自由散漫，有序地在工段上出卖劳力，就需要合格的基层管理者。
铁路建设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不是从封建王朝的土壤中挖掘出来的。
“三十年太久。”
程处弼摇摇头，“不瞒兄长，我是想要给西军子弟谋个出路。五年十年不打仗，当兵的日子就不好过，难捱啊。”
“眼下要修，也是先修官道。铁路之事，可以先放一放，不过测绘论证诸事，可以先行。”
言罢，张德又对程处弼道，“五年之内，尽量都迁徙蕃人、獠人、旧时西域诸国百姓南下，如此也是可行。”
“分其田亩？”
“总要诱之以利。”
“也罢。”
兄弟二人也只是先行讨论，涉及到具体的天竺大政，若是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这是万万不能的。
而且敦煌宫方面，在消化西域之后，其职能会迅速衰退。尤其是商人把握市场规律是最敏感的，商屯的利润在衰退，“粮食换产本”的业务虽然还在进行，但很显然敦煌宫对于粮食的需求在降低。
兵部已经有心把西域驻军的总后方，从敦煌迁徙到北庭，至于朝廷会不会继续盖个什么什么宫，那就不得而知。
从翼国公府撤了之后，张德、李奉诫、程处弼三人又找了个地方讨论。李奉诫对于天竺的事情兴趣不大，他更加感兴趣的，就是“国族”概念在他的推动之下，有了新的转变。
淮扬、苏杭的地方巨头，又非常欢迎这种概念。
既能削弱皇权，又能动员更多的底层为他们服务。
“兄长的意思是，最好让东南世族愿意投资天竺，从旁协助处弼？”
“朝廷威严用起来虽好，但也要看时局变化。万一换了个皇帝，新皇登基的当口，怕是诸事停当，就难以为继。反倒是东南世族，如今实力恢复不少，自改元贞观以来，丁口增长甚是可观。”
这几年南方的大型家族，人口增长率都相当喜人。如果碰上好机遇，直接就膨胀为一流世族，典型就是湖州徐氏。
原本就是个小门小户，但有了徐孝德和徐惠，直接成为太湖望族，哪怕是传统的老大世族沈氏、虞氏，也发展大大不如。
若非被李芷儿一巴掌打回原形，只怕膨胀的还要厉害。
“只怕山高路远，大部分人不愿意冒险。”
远海航行，如果经验不够丰富，死亡率高得惊人。早先探索期，往往十个探险队的船，失踪的就有九个，最后一个能回来的，都是运气好到惊人。
即便是度过了探索期，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也要看运气。天气、海流、风向、疾病……每一个变量突然剧烈变化，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东南沿海的豪门，正因为清楚这些，所以远比内陆豪强更加谨慎。
无知者无畏，这才是常态。
懂得越多，越是敬畏。
“同样诱之以利。”
张德对李奉诫道，“给钱，给人，给船，给土地，给农具，给天竺女子……只要肯去，什么都可以谈。”
除了这些，还有一样是张德无法亲自下场的，这需要用到李奉诫。
那就是“国族”这个概念，李奉诫说大唐的青少年们为了大唐帝国的千秋万载咱们下海，远比张德来说要有用。
老张高喊“为了帝国”，那是中二病发作需要电疗。
李奉诫喊“皇唐兴废，在我在君”，那就是正义的吼声，忠诚的呐喊……
总之，区别就是有这么大。
在扬子江下游和南运河两岸，李奉诫就是“国族主义”的伟大导师，江湖地位非常的超然。
李狂人绝非只会披头散发耍帅，他手底下还有一票悍不畏死的“战斗编辑”和“战斗记者”。
“便是如此，怕也是难，此事，还需要跟进奏院的人议论。兄长还需约谈东南世族，不让点好处出来，他们是不肯出力的。”
讲白了，在贞观朝通过新方法重新振作起来的东南世族，想要让他们切割一部分家族子弟或者家生子出去，没有足够的利益，顶天就是效仿吴县陆氏，搞个分家即可。
可要是张德给足了好处，那么大宗干掉小支，根本毫无压力。
“分家”就应该为了“宗家”去死，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分家”或许也会为了搏一个出路，彻底跟“宗家”分道扬镳。
但不管是何种选择，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
通常让一个大姓豪门的分支，愿意“家于”某地，那必须是在某地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供应他们开枝散叶。
历朝历代以来，最少也是个XX太守。
也就是说，普通的百里侯，是不能够满足豪门胃口的。
“我有一个想法。”
兄弟三人在讨论的时候，程处弼往往都是听，不过这一回，他突然想起了张大素，看了看张德，又看了看李奉诫，“不若将波斯湾大‘塔巴’一事，于彼处宣扬一番？”
“嗯？”
李奉诫一愣，本想说这是无稽之谈，但是转念一想，出神道，“处弼此言不是没有道理，此举……有类‘分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