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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京行营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整个中国局势骤然改变，战争的巨大阴影再次笼罩在华夏天空之上。
相对于忧心忡忡的商人和各级政府官员，全国大半分军民在南京行营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之下，迸发出令人感动的爱国热情，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全方位“反对侵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南京行营教育委员会和宣传部编写的新版教科书，于八月暑期在整个南中国所有中小学全面铺开。
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福州、南昌等城市的无数青年学子，慨然响应萧益民的号召，利用暑期的机会举行巡回演讲，深入城市和乡村，唤醒苦难麻木的民众，控诉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决、自救等理念带到每一个地方，整个中国再次掀起全民族的反日浪潮。
全世界舆论均对中国排天倒海般的反日浪潮深感震惊，各国政要和著名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惊呼沉睡的巨人已经醒来，对中华民族逐渐成形的凝聚力和爆发出的强大力量，感到无比的担忧。
曲终人散的巴黎和会组建的新国联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仅用一天的辩论时间，就在巴黎组建了“国联特别调查小组”，发表系列声明之后，代表国联行使最高仲裁权的调查小组二十四名成员立即行动起来，跟随圆满完成外交使命的中国代表团赶赴东亚。
与此同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在各国政府的指示下，纷纷展开外交斡旋，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临时协调小组组长的欧美七国使节，一分为二，分别进驻南京和济南两个冲突焦点地区，召集中日双方举行谈判。
日本政府表面上在欧美各国不断施加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停止战争叫嚣。实际上日本军政两界受困于自身没有任何战争准备，如今中国南北各方二十万军队已经占领了优势地域，以从未有过的坚决和速度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日本哪怕匆匆集结军队派往中国，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不但无法以屡试不爽的“以少胜多”的偷袭取得胜利。而且根本无法承担支撑大规模战争所耗费的巨量物资和资金。
八月十日，经过一周激烈争论的日本内阁和军队终于认识到，没有至少三年时间的全面准备，没有对中国各方势力发动更大规模政治渗透和经济侵略之前，哪怕派遣十万军队到中国作战，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八月十一日上午，日本军政两界通过外务大臣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在一番严厉谴责与警告之后，强烈要求中国中央和各地政府立即停止反日活动，迅速取消南京行营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八年制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的反动宣传。停止任何不经日本政府和军队审核同意的军事审判，确保日本在华侨民的法外治权，以及人身财产安全。
声明最后，日本政府不情不愿地宣布：接受国联的调解，驻华日军各部将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不过。日本军方在补充的说明中警告，一旦最后的结果有违日本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日本将单方面取消所有谈判，迅速进行军事报复准备，关键时刻不惜退出国联，以维护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笼罩在东方天空上的战争阴云总算停止聚集。身在南京指挥全局的萧益民也暗暗舒了口气，同时进一步看清楚了日本人声色俱厉的面具背后的羸弱。
八月二十九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载誉归来，十余万上海市民和学生，自发地涌到外轮码头，用如林的彩旗、成片的鲜花和热烈的欢呼声，迎接凯旋而归的王正廷、顾维钧和所有功臣。
下午三点整，刚建成三个月的法国万吨邮轮“蒙彼利埃号”拉响汽笛，徐徐靠港，之前没有发布任何消息的萧益民突然出现在码头上，引起欢迎人群震天的欢呼。
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人从未想到，会迎来军队和同胞如此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他们站在高高的船舷引桥上，俯瞰黑压压望不到尽头的欢迎民众，遥望成片的国旗、彩旗和鲜花，以及整齐肃立的两千多上海卫戍部队官兵和奏响《长江之歌》的百人军乐队，一个个感动得热泪横流不能自控，最后就连站在码头最前方的萧益民和南京行营一大群同僚的身影都让泪水弄得迷迷糊糊。
激动人心的见面之后，萧益民走上临时设置的高台，对着麦克风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代表南京行营全体官兵和南方各省民众直至四万万同胞，高度赞扬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团在极度困难和重重压力之下，为国家和民族争取到的巨大利益和足以彪炳青史的伟大功绩。
最后，万众瞩目之中的萧益民，转向站在身后的王正廷、顾维钧等代表团成员，摘下军帽，向每一个功臣致谢鞠躬。
此举不但让王正廷等人措手不及，感动万分，也深深打动了台下十余万军民，也让一旁观礼的国联调查团成员唏嘘不已，“萧将军万岁”的口号第一次响彻上海的天空。
倾听铺天盖地震耳欲聋的“万岁”欢呼声，凝望着台上与萧益民紧紧拥抱、泣不成声的王正廷等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维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中国必将在眼前这位年轻的将军领导下走向复兴，我们今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两天后，王正廷等人抵达北京，再次受到总统段祺瑞等中央政府大员和十万北京民众的热烈欢迎，盛大的欢迎场面不次于上海码头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的庆功宴结束。段祺瑞一封电令发到南京。
次日上午，南京行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和段祺瑞总统的命令，解除全军一级战备，解除上海地区的武装戒严，逐步撤销长江流域和陆上道路的检查哨卡，暂停对日本海军“澎湖号”被俘官兵的军事审判程序。全力配合国联调查团的调查取证工作。
自此，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得以解除，中日双方在国联调查团的主持下。陷入了激烈而又冗长的谈判阶段。
十月九日下午，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发表公告，声称“中日谈判在国联特别小组的积极斡旋下取得阶段性成果。中日两国谈判小组就山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日本军队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前完全撤离山东全境；中国政府以三年分期支付六百五十万美元、首期付款三百万美元的方式，收回战败国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的所有权益”。
次日上午，愤怒的外交总长王正廷通电全国，辞去中央政府所有职务，向全国人民请罪！
萧益民接到急报大吃一惊，强忍怒愤，紧急致电段祺瑞和顾维钧，并命令南京行营驻京联络处和军情局北京站负责人，迅速将王正廷安全送往南京。
当日下午，总统段祺瑞宣布：同意外交总长兼政务院副总理王正廷辞职。任命外交次长顾维钧代理外交总长职务，继续主持与日本政府的外交谈判工作。
十月十一日上午，忍辱负重的顾维钧通过《中国时报》宣布就任代理外交总长职务，然后称病谢客，闭门不出。直到五天之后，才在萧益民和紧急赶赴北京的南京行营众同僚的开解下出来工作。
在严峻的形势下，南京行营的萧益民和麾下所有军政官员异常忙碌，远比既要防备奉军发动内战、又要维持与日本谈判局面的段祺瑞集团更为忙绿。
由于南北两大军政集团在对日立场上越来越大的分歧，不堪继续被萧益民集团逐渐架空的段祺瑞集团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先是不顾谈判小组的一再告诫和请求。竟然懦弱无耻地屈服于日本谈判小组的压力，强行命令谈判组长王正廷在“中日山东协定”上签字，王正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段祺瑞竟然命令其心腹大将、谈判小组副组长王揖唐在协定上签字。
紧接着，为获得日本的军事和巨额贷款支持，在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协助段祺瑞说服奉系统帅张作霖停战撤兵”的谎言驱使下，段祺瑞及其集团在没有征得中央军政部长萧益民同意的情况下，率先撤下正在与张作霖奉军对峙的两个师，并将这两个由南京行营援助所有武器装备的主力师调往河南“剿匪平叛”。
面对段祺瑞集团一个接一个的反常举动，萧益民和他麾下军政大员们来不及惊愕和深究，立即开始对北方局势展开全面的分析评估，没等萧益民集团理出个头绪，段祺瑞的又一份密电悄然到来：段祺瑞先是抱怨紧张的财政状况，接着扔给萧益民两个选择，要么撤走榆林至九原一线的邓锡侯部，要么派遣邓锡侯的两个师北上库伦接过蒙古防务，徐树铮所部将于明年春节撤回直隶，以弥补平津地区空虚的防务。
中国南北两大集团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但是萧益民没有想到这一分裂来得如此之快，如此突然，尽管在此之前萧益民及其集团已经有所计划并做了准备，但是仍然无法追赶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山东问题，值此关键时期，我们任何的反击或者异动，都有可能成为日本军队继续赖在山东的借口，因此，越是危急关头，咱们越不能乱！”
杨度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心中满是愤怒和不甘的萧益民痛苦不已，最后艰难地挤出一句话：“今年的冬天将会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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